朝廷有人,做事也难

朝廷有人,做事也难

文/刘诚龙

朝廷有人好做官,但朝廷有人是不是好做事?事实表明,光是朝廷有人,要做事恐怕依然会有点难度的。

曾国藩受大清一把手咸丰天子之命,在湖南组建湘军剿洪秀全之“匪”。曾司令看到湘省官员做好事,次次做得坏;做好事,件件又做不好。所以他在司令部设立了审案局,绕过巡抚,绕过地方式院,直接派部队捆索子捉人,来一个土匪头子捉一个,来两个抢劫嫌犯捉一双。一时间,湘省肃然,严打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对于湘省官员来说,把大暴徒捉完了,今后哪来的收入?捉一回大暴徒,再把大暴徒放出去,这才是执法之产业链条啊,官员的福利全是仰仗这个利润空间的。曾司令这样做不但夺去了湘官们捉人审案的权力,更截断了其财路,湘省官员自然咬牙切齿。不过曾司令是天子派来的,一般地方官员是作声不得。

曾国藩兴办团练,不但把地方权力抓了一把在手,更把军事权切来一块,天天把湘省军区士兵拉到野外拉练。大清到末世,八旗子弟兵已腐朽不堪,汉人绿营兵也多是兵痞了,酗酒泡妞个个奋勇,行军打仗人人拉稀,哪里经得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最先起来造曾司令反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一天,清副司令带了一队正规军,直赴曾国藩民兵营地,特来炸友军(非误炸焉),把曾司令的警卫个个都打伤了,曾司令靠跳窗夺路,才捡了一命。

这次大水冲龙王庙事件,就发生在湖南巡抚府旁边,巡抚骆秉章就是躲着不出来。曾国藩一路逃命,最终逃到骆巡抚这里寻求保护,要求严厉处理部队骚乱。骆巡抚只是低头办公,不哼气,过了好久,才淡淡地说:曾大人息怒,清司令是好司令,大家不要伤不和,以后打仗还得靠清司令的。

曾国藩这里没人可说话,但上面是有人的,他是皇上的红人,哪能受得这股窝囊气?曾司令有恃无恐。他之恃者有二:一恃天子,有一把手给他撑腰;二恃正义,他做的是为圣明除弊事。靠山靠得牢,理由站得住,他怕什么?曾国藩一纸状子,告到天子那里,说“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又说清副司令“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更指出国家形势严重,“现值粤贼窜逼江西,楚省防堵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最终直言不讳请求:“响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

未几,皇上命令下达,将清副司令“革职拿问,由督、抚讯明定拟,交刑部审查”,这就是移送司法组织了。然则曾国藩从此真能办大好事,好办大事了吗?他向地方政府要钱,地方政府说:现在财政穷苦啊,钱拿不出;他向地方政府要营房,地方政府说:现在地皮那么贵,用地镇静啊;军地闹矛盾了,他请求地方政府出面调解,地方政府说:部队的事,地方哪里管得了……弄得曾国藩一点脾气都没有,在长沙呆不下去了,只得借口湖南南部形势不稳,带着一千多个团丁,移防南岳衡山附近的衡州城。

之后,曾国藩守孝三年,菩提顿悟:政界得以“天下之至柔”,才能“驰骋天下之至坚”。单有正义在胸和上面支撑,就想扫荡政界顽习与老例,哪能呢?于是,曾国藩不再做政界愤青,做的是政界遗老了。诸如已往非常厌恶的“烂赏”、“逢迎”、“吃喝”、“邀功”与“不说谎话办不成事”等政界恶习,他都是看得惯了,不时也同流合污。已往念的是圣贤书,现在念的是“狐狸(fox)经”了,“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因为与世俗文法战,使的都是“至柔战术”,不是“至刚硬碰”,他不再动不动就向领导打小报告,而是与同僚搞好干系,所用都是为臣之术与道了,这才成为中兴名臣、做官模范。不少先人学习曾国藩做官,险些不学他前期的做官法,学的都是其前期的“狐狸经”。

(日羽摘自《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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