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是如何当好副职的

胡林翼是如何当好副职的

文/韩洪泉

胡林翼（1812年～1861年），湖南益阳人，晚清重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他在领导方式上独具风骚，连曾国藩也自叹不如。时人称赞：“世徒知曾、左之功，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

胡林翼家学渊源，科举顺利，1836年即考中一甲三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比曾国藩还早了两年。1840年因江南乡试主考官舞弊案（事先他是副主考）受到升级处分，次年因父丧还乡守制，在家赋闲达5年之久。1846年至1854年在贵州任知府及道员，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而声名鹊起。因此，湖广总督吴文镕于1854年初奏调他率数百黔勇经湖南赶往湖北金口，参加对太平军作战。当他于2月上旬兼程赶到金口时，吴已于黄州兵败自杀，胡林翼只好退踞岳阳。在他无所归依的时候，曾国藩向朝廷发起他留在湖南，并称赞他“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帝赞成胡林翼率军随从曾国藩行动，从此曾胡携手。

从1854年入湘开始，胡林翼在短短的7年间为湘军的发展和清朝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这7年中，曾、胡的紧密团结成为湘军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曾国藩治军甚严，对将领要求尤高，与罗泽南、多隆阿、鲍超等湘军将领，都曾有过摩擦和误解，其间多赖胡林翼曲意弥缝、好言劝慰，从而维护了湘军的团终局面。在处理与满人将领多隆阿的干系上，也可以看出此点。

多隆阿是满州正白旗人，初随胜保与太平军北伐军作战，1855年领黑龙江马队到湖北助战，1859年调归官文、胡林翼指挥，不久以副都统衔帮办军务，因作战勇猛、屡败太平军而为曾国藩、胡林翼所器重。胡林翼称，入鄂领湘军作战诸将中以多隆阿、鲍超为最优，“多谋鲍勇”，“尤赞多之命令节制为不可及”。但多隆阿自恃出身和战功，极其轻视汉族将领，湘军诸将多与之不和。1859年曾、胡联兵图皖，多隆阿与鲍超等发生矛盾，互不服气。胡林翼设宴招待多、鲍二人，化解矛盾，以情理收复二人，又说服曾国藩起用资历较浅的多隆阿统帅前敌诸军。他清醒地看到，“春霆（按：指鲍超）酷好攻坚，颇有固执不化之慨，贵战贱谋，益裨将之勇，仍恐不足以当一路耳”，而多隆阿“临阵机警过人”，又是旗人，易为清廷信用。曾国藩虽然也浏览多隆阿的作战勇敢，却反感他的自高自豪，因此在湘军中多隆阿只肯服从胡林翼的指挥，对曾国藩却不大买账。胡林翼去世后，多隆阿于第二年夏统兵入陕防卫关中，与湘军分道扬镳。

湘军水师中，彭玉麟、杨岳斌堪称双璧，但两人互不相容，干系闹得很僵。两人同归胡林翼指挥时，胡决定劝解他们亲睦。“乃致书杨公、彭公，请其会商要事。杨公先至，欢谈，而彭公至，杨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见杨公在座，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两人相对无语。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亲睦如初。”

人称胡林翼有“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他在处理湘军将领面临的现实困难时，不像曾国藩那样呆板，而是更有人情味儿，也更为现实。比如在对待“鲍超讨钱”一事上，曾、胡两人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鲍春霆提督在安徽告假还乡三月，曾相方在祁门，以檄促之。文忠则手书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禀请曾相借发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谓时事孔亟，毋得迟迟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谋家室，将何以服前敌军心？文忠闻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赠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父母年岁很大，兄弟两人在前方带兵打仗，“以不能归省为憾”，胡林翼“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致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金国琛“以贫乞返”，胡“立馈千金”；鲍超的母亲生病，胡“时致参药”。对于湘军将领的生活困难，胡林翼都能“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而且“具饷必丰，奖荐愈隆”，因此，湘军将领“感激其遇，而服其公，莫不乐为之用”。

湘军建军之初，曾国藩就主张以xue性忠义相凝聚、以品德礼义相砥砺，对于部属他是按照“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惧死”的标准来要求的。当部属思想上出现“不康健”苗头时，曾国藩侧重于以道理说服、以纪律打压，胡林翼则是把“减缓思想问题与减缓个人现实问题相结合”，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去作战。曾、胡的做法辨别体现着带兵的两个原则：以法（礼）治军、以情带兵。我们不能说曾国藩的做法迂腐呆板，毕竟作为一军之帅，有需要维护全军的纪律和习尚，而不能只靠小恩小惠去赢得部下对上级一人的感激涕零。然而只靠空洞的、硬邦邦的说教是无法减缓部属的现实困难的，更谈不上减缓思想问题了。胡林翼作为湘军的“二把手”，用他不同于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巧妙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当然，曾、胡并不是有所合作地一唱黑脸、一唱红脸，两人这种“配合”只是客观上的巧合。从主观上看，性情的不同决定了曾、胡处事方式的不同。

难能可贵的是，胡林翼在湘军内部始终竭力维护曾国藩的统帅地位，确保了湘军整体的团结。曾国藩虽是湘军创始人，但长期得不到清廷信赖。1854年清廷曾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仅一个星期即收回成命，此后多年，再不肯赋予督抚实职。而胡林翼则成为湘军中继江忠源过后第二个位列封疆的大人物。胡林翼集湖北政、财、军大权于一身，曾国藩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鲍超等都隶属于他，使他在湘军内部俨然具备了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条件。然而胡林翼始终把曾国藩推到湘军现实领袖的位置，在曾复出后不仅自动为其谋求职位而奔走，还把湘军主力部队交给曾国藩统率，自己则甘做副手。对此薛福成评价说：“公名位既与曾公并，且握兵响，所以事曾公弥谨，馈饷源源不绝。湖北既清，乃遣诸将还江西，受曾公节制，军势复大振。”

胡林翼对于湘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不仅在曾国藩暂时退出一线的关头时候顶了上去，维持了湘军的存在，促进了战局的扭转，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在治军思想、处事方式、性格特点等方面的互补，为湘军争取了特别顺畅的内外情况。曾、胡都是英杰，属于鲁迅所说的“猛人”范畴。两强相遇，通常的情形是各执己见、不肯居下，结果则是“一山不容二虎”，大概两虎相争而都不得善终，大概调走一虎留下一虎——“猛人”往往喜欢唱“独角戏”。其实，不论在专制制度下，依然民主制度下，领导体制中总需要有一个“一把手”，就像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元首一样，而不论这个元首是现实上的依然信用上的。有“一把手”就有“二把手”，有领导者就有被领导者，有指挥者就有办事者，这是自然的规律。互补比争执要好，宽容比霸气要好，在“猛人”“能人”聚集的整体中更是如此。“相互补台，好戏连台；相互拆台，一路垮台”，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在少数。从某种程度上说，“二把手”比“一把手”更难当，当“一把手”需要能力，当“二把手”除了能力之外，还需要宽广的襟怀、处事的艺术。古往今来那些“翻了船”的“二把手”，有的是不安于当“二把手”，但更多的是不善于当“二把手”。在湘军系统中，胡林翼这个“二把手”做得确实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