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三藩蒙古出力多少

平三藩蒙古出力多少

作者/吴智嘉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爆发的三藩之乱长达8年，战火波及清朝的大部分版图，是有清一代入主中原、开疆建制过后，第一次面临危及国家存亡的重大事件。在这次平定叛乱的历程中，满洲八旗蒙古、外藩蒙古诸部尤其是漠南蒙古各部落，在服从要塞、提供辎重、围点打援、参与会战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蒙古诸部辅佐满洲平定天下过后的又一次重大军事相助，为巩固统一中心集权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之交，明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趁明朝土崩瓦解之际，各率所部辨别降清，均被封王。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中原之时，明末降将又充当先锋，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起义师残部。过后，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之孙耿精忠受命辨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至康熙元年（1662年），吴、尚、耿三人所据地方形成威震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吴三桂、耿精忠三人冒充上书请撤，告老还乡，康熙帝即命全撤诸藩，吴三桂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于远近传扬反清檄文，耿精忠、孙延龄亦起兵响应。此后，贵州、四川、云南、广西、陕西各地相继反叛，孤守台湾的郑经及察哈尔部蒙古布尔尼亦借机反叛，全国大半陷入战火。此时为清初国情最为危急的时候。蒙古八旗军、蒙古诸部，尤其是漠南蒙古之土默特部、喀喇沁部、科尔沁部、敖汉部、奈曼部等，增兵驰援，戍守要塞，提供军马物资，不仅调动频繁，人数众多，而且担任了平叛后的清剿留守工作。三藩之乱中蒙古军出征平叛，这是继清军人关过后，蒙古人与清王朝又一次重大的军事协作。

提供军备保障后方

平定三藩叛乱之中，蒙古诸部为平定叛乱提供了战略物资保障，使得平叛有了牢固的后方支援。外藩蒙古诸部以游牧为生，马匹甚多，尤其是京都之北的蒙古诸部，进贡及征缴马匹对于驰援战场、拱卫京师有着地缘和数量优势。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举兵反叛，蒙古诸部即于十二月甲子上书献马，且要求随军进讨。“察哈尔和硕亲王布尔尼、巴林多罗郡王鄂齐尔、科尔沁多罗冰图郡王额济音、敖汉多罗郡王扎穆苏、扎鲁特多罗贝勒扎穆等朝正，闻吴三桂反，争请献所携马匹助军，复有愿率所部兵随大兵进讨者。”在平叛之初，康熙并没有立即调拨蒙古军队，而是让其“设巡哨、谨备御”，即让蒙古部队做好战备供给，查阅兵马，量调兵丁以备。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了保障平叛军马及物资的供应，康熙谕户部，凡蒙古驼马进张家口、杀虎口贸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税课。

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谕户部尚书觉罗勒德洪曰：“尔等请旨遗官往归化城买马，此皆为大军备用，干系非轻。今宜严饬所遣官，务选择精壮马匹，如以不堪者塞责，察出治罪，绝不姑恕。”归化城为蒙古土默特部的驻牧之地，马匹甚多。土默特部自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即与满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军事和政治干系。康熙帝谕户部到此征马，既表明征用蒙古马匹对征讨叛军的主要性，亦可见蒙古土默特部对辅佐清朝统治的主要地位。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浙江底定，湖南地方亦易规复，大将军顺承郡王上奏，言蒙古兵丁抵荆日久，马匹倒毙甚多，上谕理藩院，令外藩蒙古王、贝勒等进献马匹，拨足一千九百，速行解送以资征缴。康熙十六年，康熙谕议政王大臣等：“外藩蒙古等进献马甚多，江西邻近湖南、广东，乃适中之地，可拨五千匹往南昌……督视秣养。”江西乃抵御反叛重地，仅此一地便可拨调五千匹蒙古进献马匹，足见蒙古诸部对平定叛乱、保障军备所起到的作用甚大。

戍守要塞抵御叛军

三藩之乱发生之初，叛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涪陵、衡阳等地，数月过后，叛军已占有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地，兖州、荆州、岳州、池州、江宁、苏州等地成为清军抗击叛军的前线。戍守要塞极其主要，而在平叛关头时期的关头地点，蒙古军队均参与戍守，使得清军得以稳固阵脚，反击得胜。兖州作为南拒叛军、北御中原的战略要地，是清军大兵集结之地，康熙帝两次欲亲征三藩之乱，所欲奔赴之地即为兖州，所以兖州防卫极其主要，康熙十三年，康熙帝首先调遣喀喇沁塔布囊何济吉尔、土默特塔布囊山大等往驻兖州，此次共调遣满洲、蒙古每佐领骁骑1名，喀喇沁、土默特蒙古兵2000名。

康熙十四年，复令散秩大臣博落特率蒙古兵600名赴兖州，厥后又有蒙古兵700名，由尚书科尔科代率往兖州防驻。而后，从京师满洲、蒙古中，每佐领拨骁骑1名，赴兖州驻防。同年八月，又调派喀喇沁、翁牛特蒙古兵1500余名，分驻河南、兖州。兖州战事，从始至终，戍守要职均由蒙古军承当，且战功卓著。

数量众多调转频繁

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历程中，蒙古八旗，外藩蒙古诸部均曾出兵，且人数众多。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反，“议政王大臣等议派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前锋各一名，护军各七名，骁骑各十名……从之”。仅康熙十三年六月，调遣蒙古四十九旗内与京师稍近者二十三旗的蒙古兵士逾万人从军征讨，此外，又调派喀喇沁、土默特蒙古兵土2000人守兖州，喀喇沁、土默特两部1000名兵士守江宁，荆岳蒙古守军2000人赴江宁，副都统苏朗率蒙古兵1000往镇安庆，随后调派蒙古兵1700人守河南，1300蒙古兵守兖州，过后，兖州蒙古兵700人、江宁600人、徽州、池州蒙古兵700人由哈尔哈齐统率赴粤东驻防。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孙延龄、马雄寇江西袁州诸处，迫切之际，盛京满洲兵及外藩蒙古兵均被派遣至武昌集结待命，“两喀喇沁、两土默特、两翁牛特、敖汉、奈曼、四子部落、苏尼特部等十旗，察阅兵马，量调每佐领兵丁听遣”。过后于该年八月，调翁牛特、喀喇沁等八旗兵共1500名进古北诸口，翁牛特四旗兵往驻河南府，喀喇沁等四旗兵往驻兖州府。

康熙十六年二月，抚远大将军图海进取汉中、兴安，留满洲蒙古兵10000人，同绿旗兵防守秦州诸隘口。虽蒙古出兵的详细数字难以详查，单论调遣驻防及守备之军，已逾数万人，而且调转极其频繁。三藩之乱伊始，蒙古诸部及满洲、蒙古军即量兵调遣，开赴河南、山东。兖州一线告急，即驰援兖州一带。战事进展，则蒙古诸部军队亦随大军调拨，进驻失而复得之地镇守。蒙古军队由漠南开拔，至张家口、山东、河南驻守，过后至兖州、池州、荆州等地，后至陕西、四川、粤东等地，随后由蒙古调拨而来的蒙古诸部军马，分赴先前蒙古军马调拨之地，持续驻守。蒙古八旗及蒙古诸部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贯穿整个清代始终，直至清末，蒙古诸部一向是不容轻忽的政治力量。有清一代有“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基本国策，蒙古诸部与清朝皇室之间大范围、持续地相互通婚，辅之以政治特权、盟誓等，使蒙古诸部王公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利益上，而且从xue缘上、心理上，与清朝统治者结成为牢固的联盟干系，从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

摘自《黑龙江民族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