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毛泽东结合内幕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辆人力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人力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晤面时,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楚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报告着往事。    徐一冰,之后进入延安,改名徐明。因为中共中心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之后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为“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向以“李鹤”、“一冰”相等。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主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指导江青走上反动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之后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百姓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现实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一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干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发起,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赞成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面江青。    之后,“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向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定。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定化为现实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晤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状况。事先延安接待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赞成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xue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过后,就受到了审查。事先,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心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过后,被百姓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干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过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规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像是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规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虑。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主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主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兴高采烈。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运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规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初级干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过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因为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像是巴结了同乡康生”,事儿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因为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减缓。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心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聚会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晓畅,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事先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事先的女党员许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运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异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心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心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好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干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搭”,那就显得牵强、太过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初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一些16岁。康生当诸城初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友谊……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儿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心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心派往中心党校,代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一个是中心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异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为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1938年8月13日怀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怀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寓目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宽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背景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一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一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一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晤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依然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一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另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心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相传,说是毛泽东去“鲁艺”发言,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轻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之后从中心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心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外洋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有板有眼描述贺子珍如安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关。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相传。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新闻,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状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状况。徐明清晓畅,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情况异常费力,斗争形势也很严重,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保持下来了,依然应该一定的。当然,投奔反动的不等于坚强的反动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自动投奔反动,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反动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状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依然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前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拔,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依然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心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格式,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现在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儿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炎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写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显示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瑕玷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显示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度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太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调查,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历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反动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显示也依然可以的。但是,她之后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显明地显示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之后,伴伴随着地位的转变,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为‘四人帮’的头子,成为反反动整体的头子,成为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过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江青得到主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现实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主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况且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新闻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猛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庆幸的斗争历史,又经太长征的费力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敬。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判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猛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心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赞成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组织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之后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干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组织的主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消弭,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干涉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私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百姓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心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干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消弭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康健,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心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干涉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正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事先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影象回忆或口头相传,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干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义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靠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心军委档案秘书,现实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江青完全成为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反动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太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太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心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反动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摇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举措谙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虚心,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有身。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有身。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过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事先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康健。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主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向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有身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过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闺女(daughter)。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闺女的诞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为闺女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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